“从骨子里，没有一个外国设备制造商愿意全力支持中国的TD-SCDMA标准，西门子跟中国结合也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而一旦TD-SCDMA夭折，中国将成3G跨国巨头们的战场。” 北京邮电大学宋俊德教授一言既出，不由人紧张。

　　就在“3G在中国”2004全球峰会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天，有关部门公布3G二阶段测试结果及分析报告，TD-SCDMA的技术发展与测试再次备受关注。借此机会，本刊记者专门采访了宋俊德教授。

　　TD-SCDMA是民族工业标准，我们都希望它能够成熟。但现在人们对TD-SCDMA有一个错误的说法，认为它全部专利是我们自己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据宋俊德教授介绍，它的核心技术是我们的，即S代表的那一部分技术，这里面海外华人和留学生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大约我们的核心技术专利占10％左右。

　　宋俊德教授告诉记者，最近欧洲倾向于支持TD-SCDMA，具体地说是由UMTS提出来的，它们愿意把CDMA与TD-SCDMA捆绑在一起对外宣传，并且也作出了承诺，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个父亲和两个儿子的关系。实际上这两种标准在物理结构上大部分都是重合的，相关知识产权也有近亲的关系。

　　知识产权是中国3G采用自己标准的第一动力。而目前使用WCDMA涉及到了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现在主要的厂商都承诺了，用一个专利总数来控制，使总额不超过5％。在这个范围内，诺基亚占一部分，西门子占一部分，大家一起来分。在CDMA2000方面，我们还没有与高通达成过任何实质性协议，只有一些原则性协议。它们在TD-SCDMA方面也没有明确表态，只有等生产出来以后再说了。实际上国内的设备商和运营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喜欢的不是中国标准，而是中国3G市场

　　新经济导刊：中国3G标准的选择将会影响到多大的市场？最近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3G的核心问题是TD-SCDMA，中国牌照不发放3G会被延误，你是否赞成?

　　宋俊德：我们希望3G时代民族工业能占有一定的地位，从三种标准的生产能力来说，外国公司也给我们进行了估计，认为中国的3G与2G不同，中国3G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将达到30％。我也认为这种估计有一定道理，他们所指的不只包括TD-SCDMA,也包括WCDMA和CDMA2000，是指一个总的生产能力。因为我们的研发已经成熟了，现在世界上七、八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都在用我们自己生产的WCDMA产品和设备，所以中国3G的产业规模不能仅指TD-SCDMA。

　　关于TD-SCDMA是否影响了中国3G的时间表，政府从来没有这样表过态，但实际上我们是希望TD-SCDMA能够比较成熟一些。从目前看，中国的TD-SCDMA是加速了，政府已经在这方面投入了7亿人民币。但这7个亿不是只给华为一家，它是分批拨给几个参加项目的厂商和研究机构的。

　　我最近正准备写一篇文章，就叫“一慢二看三通过，不是中国3G的原则”。能影响发牌照的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就是从中国市场的角度去看，以华为和中兴为代表，它们分别代表了WCDMA和CDMA2000的利益集团。华为已经投入了40亿人民币做WCDMA的研发。现在华为的政策是：不把打开中国市场作为唯一目标，它已经开始转向非洲、印度和香港等。我这里有一份资料，上面列举出了华为做过的一些国家，已经有很多了。

　　中国的牌照不发，厂商就只好去外国拿牌照，但是毕竟中国的东西最便宜，而质量也不错，所以中国的设备和产品在国外也很有竞争力。再拖延下去，中国就会失掉时机：你准备成熟了，人家就会更成熟。

　　另一种观点认为，再拖延一下，对TD-SCDMA会好一些。2002年我们还用一个大铁盒子测试，2004年的通信展上已经出现了8款3G手机，确实是有进步。另一个属于炎黄子孙的东西就是展讯公司推出的TD-SCDMA手机芯片，目前这个芯片还没有做在手机里。虽然现在有三家公司已经把芯片真正做出来了，但从芯片到手机还会有很多考验。我们要用四五年的时间追赶人家十四五年的东西，你得承认，中国人再聪明也需要时间。我的观点是得慢慢地追，才可能做得扎实。

　　新经济导刊：随着中国第二阶段3G外场测试的结束，TD-SCDMA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但是国外的设备制造商为什么还在犹豫不前？支持TD-SCDMA标准需要哪些实质性的行动？你怎么看待目前设备厂商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3G市场的主动性？

　　宋俊德： 到现在为止，测试的结果刚刚发布，我认为结论会在一个非常严肃的情况下公布。现在可以说测试做完了，结果还不错，只是终端的品种少了些，系统和网络连接方面都没有问题，详细情况请见11月8、9、10三天的测试报告会材料。

　　至于为什么国外的设备制造商还在犹豫不前，我认为是由于跨国公司在主动性方面表现得各有侧重。对于WCDMA网络来说，肯定是爱立信有优势，它在全球的网络占有率比较高；诺基亚的优势是在它的基站和手机方面；另外，我认为日本的NEC在手机领域也占有绝对的优势，到目前为止，NEC已经推出好几款3G手机了，现在存在的只是一个互联互通的问题。在终端设备上，主要是涉及到了知识产权的问题。TD-SCDMA的知识产权核心专利掌握在大唐手中，芯片厂商都与大唐签署了协议，被授权使用它的知识产权。

　　现在，大家似乎都很支持TD-SCDMA这个标准，但支持不是一句话，是需要拿钱的。每一个3G手机都是由几个基础部分构成，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协议站，我们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比较了解。在印度，协议站需要的劳动量是200个工程师人/年，大唐只有50个工程师人/年做出来的，需要不断改进。所以TD-SCDMA现在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国人再聪明也不能一个顶四个用，物理的规律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Windows操作系统在美国是2～3亿美元砸出来的，我们要做一个自己的手机操作系统，得用多少钱？弄不好我们很多生产3G手机的厂家又和2G一样，找一个外国公司合作，进口散件，再装上软件，用他们的协议站和操作系统，由我们来生产，然后他们赚大钱，我们赚小钱。

　　我认为，从骨子里，没有一个外国设备制造商愿意全力支持中国的TD-SCDMA标准。西门子跟中国结合也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最早西门子在欧洲提出过一个TDD的标准，可是欧共体只同意FDD，正好中国研制出来了TD-SCDMA，西门子才转头与中国结合起来。现在看来，西门子是很支持TD-SCDMA，它把宝押在这儿了，它是真心希望中国的TD-SCDMA标准成功。我认为，西门子与华为结合了，中国的TD-SCDMA就有希望了！

　　新经济导刊：从各方面来看，国内的海信、夏新、中兴等公司是否具备成为跨国大公司的实力和机会?国际标准的形成，必须走国际合作的道路，有多少中国企业可以像华为一样走出国门？

　　宋俊德：中国厂家的情况是，普天、海信和夏新主要做TD-SCDMA，中兴是围绕CDMA2000来做的，华为现在做WCDMA已经做得很有成效了，这两个公司均已经做到国外去了。据了解，华为和中兴是肯定能够走向世界的。华为估计今年能把国外的市场份额做到20亿美元，明年做到40亿美元，后年达到80亿。中兴计划到2008年做到80亿美元，其中40亿来自国内，40亿来自国外。并且这两家公司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以自己研发为主。中国企业出路第一要依靠自主研发，第二要走出国门。

    TD-SCDMA商用落后于WCDMA和CDMA2000

　　新经济导刊：作为一个国有标准，TD-SCDMA与欧式的WCDMA和美式的CDMA2000相比，各自有什么特点？目前的三大标准，从技术、产业、应用等几个层次来讲，成熟度表现如何？

　　宋俊德：从成熟度来说，WCDMA最成熟。因为它与GSM是同一张网，现在有人开始把它叫做3GSM网，GSM在全球有160个国家和地区，所以在覆盖率方面很有优势。正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最早排斥这个标准，现在也开始大力建设了。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交流太多了，通信不能漫游是行不通的。美国现在的GSM覆盖率比CDMA2000还高，这是一个市场的选择。WCDMA估计今年全球用户可以达到1000万，涵盖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关于CDMA2000，通俗地说，它的结构是插板式的，这样就有效地减少了研发难度，使升级变得比较容易。CDMA2000的宣传方式是说自己已经是3G了，因为已经达到了100多K，而且也具备3G的EVDO。

　　总之，WCDMA更成熟一些，市场占有率更高一些；其次是CDMA2000，它还要等EVDO出来后才能成为一个全面的3G产品。

　　TD-SCDMA是中国提出来的标准，属于后来者，但现在经过测试证明，它的基站也可行，手机也可行，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因为我们是在小投入的情况下做到这一步的。

　　中国的TD-SCDMA需要急起直追，就像比赛一样，你没有尽早地进入比赛场，只是在不停地说自己会得第一，却不进入跑道上跑，谁知道你会不会得第一呢？就像刘翔一样，他不跑出来大家就不会认可他。现在你就必须得去跑了！在CDMA2000上，韩国、日本肯定领先于我们；WCDMA欧洲肯定是领先的。实际情况逼着你去竞争，中国的优势是成本很低，技术也不错。

　　新经济导刊： TD-SCDMA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厂家的视线，大唐、普天、华为和西门子都已经投入了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巨资。请您谈谈TD-SCDMA对厂家有哪些吸引力？

　　宋俊德：TD-SCDMA对厂家的吸引力主要来自几个方面。第一是从技术上讲它有自己的特点，TD-SCDMA是大蜂窝大区域，因此覆盖面比较大，适合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使用，比如在一个镇子装了TD-SCDMA的基站，就可以覆盖周围的几个村子，成本比较低。WCDMA原则上是等蜂窝区域，覆盖面不及TD-SCDMA大。中国移动最早提出过一种模式，把WCDMA与TD-SCDMA混合使用，在适合的地方选择TD-SCDMA，从而节省成本。

　　TD-SCDMA的另一个吸引力是由于它是中国提出来的一个标准，因此很多外国厂家都在看中国政府的脸色行事，好像跟TD-SCDMA亲近一点，厂家就会跟中国政府关系好一点。但它们也主要是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西门子开始就不多投钱，后来看见华为很有希望，才开始投钱与华为合作。大家都有一点押宝的意味，看到中国政府对此这么重视，就考虑会不会有优惠的政策，认为将来TD-SCDMA可能就会很有前途。

　　欧洲的UMTS就很聪明，把TD-SCDMA和WCDMA捆绑起来卖，不仅卖给中国，也卖到国外去。现在运营商的态度也很客气：他们说只要质量好、品种多、有竞争力，我们也会选TD-SCDMA。这些都是一种新的思路，我认为将来很有可能是WCDMA与TD-SCDMA混合组网，并以这种形式推向国际市场。

　　实事求是地讲，从物理结构上，WCDMA和TD-SCDMA上面三分之二是相同的，到下面的三分之一是不同的，要想从头做到尾很难。实际作法是做70％的WCDMA，加上30%的TD-SCDMA，这里面有诺基亚、爱立信和高通的专利，但它的核心技术专利是中国的。现在一种说法是学聪明一点，就做TD-SCDMA特殊的部分，包括基站，这样我们的知识产权占的比例较高；另一种模式，认为我们从头到尾都能做。从TD-SCDMA的前途看，它不是100％属于中国自己的知识产权，这一点我觉得不应该不告诉用户和厂家，否则将来做起来才知道，人家要来找你要钱的。就连CDMA四个字都是高通的专利。但不管怎么说，TD-SCDMA是由中国向世界标准化组织提出来的，并在国际上获得了通过，它的核心技术又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进步。

    TD-SCDMA产业联盟最终要分化

　　新经济导刊：TD-SCDMA产业联盟越来越多的伙伴加入，表明TD-SCDMA在产业界已经掀起一股热潮，怎么评价产业联盟对于TD-SCDMA标准的成熟起到的作用?

　　宋俊德：现在有几个因素使TD-SCDMA热了起来。一个是TD-SCDMA确实在技术上有一技之长；另外从现在看，它的基站和系统测试是成功的；手机的芯片有三四家厂商已经做出来了；政府又对此十分重视，起到了指挥棒的作用。

　　我觉得产业联盟起到了聚集人气的作用。它不是一个合作实体，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和信息交换中心，大家通过加入联盟了解TD-SCDMA的发展情况，从而决定自己公司的参与程度；对大唐来说，联盟既可以给它带来一些收入，又可以起到宣传推动的作用。但我认为，随着今后越来越进入实质性的阶段，联盟就会产生分化，因为它既不是一个标准协会，也起不到国外商会的作用。

    中国需要制定更多国际标准

　　新经济导刊：这些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了“标准”这个词，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全球范围内的标准竞争，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意义何在？

　　宋俊德：其实，标准与知识产权是两码事，知识产权的采纳是通过标准来实现的。如果申请的专利没有变成标准，只是躺在专利局里，带不来任何经济效益，以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就认识不足。你自己研究出了一个东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国际标准，背后用自己的知识产权来支撑，才能带来最大的经济利益。

　　现在我国的标准有三个层次：一种是与国际接轨，紧密跟踪国际要求，与全球标准保持一致；第二种是结合中国自己的情况在国际标准上做了些改进和补充，变成中国的标准，外国公司到中国来就必须遵守这些标准，但遗憾的是它现在还没有跟知识产权发生关联；第三种是从研究课题起步最后达到国际标准，华为现在一年就可以做出700到1000个专利，这些专利对外是可以交换的，带来了不少经济效益。

　　标准经济归根结底要与自己的研发、专利和知识产权结合起来，这个标准才能产生经济效益。做标准不能急于求成，不要为了做标准而去做个标准，拿这个东西来卡人家，使采用者的成本不降反而升高了，这是不对的。我的意见就是得一步步来，现在我们国家进入到国际标准中的专利已经越来越多了。

　　新经济导刊：怎么看待用户、运营商、设备商和政府等几种力量在3G标准制定和选择中扮演的角色？政府在对待国产标准问题上应该如何定位？

　　宋俊德：目前来看，政府的支持力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从舆论上支持，表现得对TD-SCDMA充满信心；另一个就是以更多地投入研发经费的方式对它进行支持。

　　韩国政府采取强硬手段要求国内的四个运营商使用本国一个统一的技术品牌，硬是把高通挤到次要地位上，这就是它们的政府行为。我倒希望政府能像韩国政府那样稍微强硬一点，好好研究几招来保护民族工业。

　　在3G上政府的定位应该是：第一，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就像吴仪在美国达成的共识，政府不要去干涉运营商制式的选择，赔了你又不负责，所以应该相信运营商决策层的聪明才智。第二，政府应该抓好标准，努力把TD-SCDMA做好。第三，政府应该帮助运营商把产业链做好，用稳定的政策把它们扶持起来。总之，政府要提前制定好政策，在产业中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