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是《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的日子。虽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作为发展中的中国没有减排义务，但这也只为中国赢得了10多年的时间。专家们更多担心的是，在后京都时代，也即第三个承诺期到来时，鉴于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数量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承诺的压力将与日俱增。

    如何应对这种压力，不仅是对中国外交的考验，更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考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学者表示，《京都议定书》表面上是环境问题，实质是经济、能源、政治问题。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即使没有减排义务的要求，从现在开始，中国也要自觉地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这本身就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命题。

    首先，中国是一个能源贫乏的国家，能源结构不尽合理，能源技术和设备落后，能源利用效率不高。目前，我国能源的消耗率是日本的11.5倍，法国的7.4倍，美国的4.3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而到2025年前后，很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另外，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

    其次，从《京都议定书》的履行方式来看，发达国家会把碳密集产品和高能耗项目向我国转移。据预测，未来数年，日本的一些钢铁产业就可能转向中国，而这些投资规模很大的项目，50年内不可能搬走。随着这些产业大规模转移到中国，届时我们很可能被它“锁住”：如果把这些产业再转移出去，对就业、再就业和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冲击；如果不转移出去，我们就不得不面临削减排放量的问题。

    中国正在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阶段也是能源需求的高增长时期。主要发达国家在重化工时代都是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特征的。然而，我国已经丧失了用这种模式发展的条件：钢铁、铝、铜、石油等主要生产资料已经不能自给，又遭遇能源瓶颈制约，环境也呈现“局部好转、整体恶化”态势。要在资源、环境约束下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过去的“两高一低”(高投入、高排放、低产出)向“两低一高”(低投入、低排放、高产出)转型，循环经济因而成为必然选择。

    因为循环经济具有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的特征，它要求最大限度地将废弃物转化为商品，降低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这个过程中相应就会减少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监管成本，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因此，循环经济是兼顾发展经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一种发展模式。

    不过，现在建立循环经济面临着很大的障碍，其中主要是价格障碍和成本障碍。循环型生产环节有两个效益来源，一是废弃物转化为商品后产生的经济效益，二是节约的废弃和排污成本。但目前普遍存在原材料价格障碍和循环过程成本障碍，使这两方面的效益难以显现。为此，一方面，我们要重新构筑社会价格体系。政府可考虑通过合适的方式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完善自然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以通过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来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循环经济产业。利用这些政策手段，初步解决推进循环经济的价格障碍；另一方面，环保部门通过提高排污标准和制定消费环节的废弃物收费标准，加强环境监管，提高生产环节的废弃成本、排污成本和消费环节的废弃成本，初步解决循环型生产环节的成本障碍。

    所有的环境问题最终都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增长效率的问题。因此，环境问题的解决，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经济虽然持续快速增长，但增长格局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几乎完全一样，都是以资源消耗为动力、以严重污染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历史表明，这样的发展方式是难以为继的，我们要的是一个可持续的、兼顾人类全体利益的发展，而非满足一部分人私利的、以摧毁环境为代价的、自杀式的发展。所以，中国对《京都议定书》的最好的履行方式，就是尽快建立起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